6/24/2009

當活動報名滿額,宣傳才剛開始

當愛情衰亡,書寫才剛開始 ——梁文道、葉輝談愛情書寫

文學探索情感、容納私密,書寫經常是孤獨行為。在文化空間逐漸縮窄的香港,於報章專欄書寫情感,私密本也承載公共意義。大隱隱於巿,字數有限的豆腐塊文字,如何與流傳於經典殿堂的文學辯證結合?

城中文化青年曾經像染了毒癮一樣追看梁文道的專欄「秘學筆記」,那些語氣平靜的文章讓不少讀者激動得語無倫次。「秘學筆記」結集成《我執》,呈現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梁文道——一個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,其內在的諸種軟弱、難以排解的焦慮,諸種人際情感的藤蔓在他的心靈裡長成一片過於深邃的陰霾。去年葉輝亦出版了散文集《親密閃光》,以戲院裡的一段誘惑之旅開始,把作者十多年來最有感覺的散文集合其中。《字花》邀請大家前來密會,聽兩位作家娓娓道來在大眾媒體書寫私密情感的經驗。

嘉賓:梁文道、葉輝
主持:鄧小樺
主辦:字花
協辦:三聯書店

日期:6月26日(週五)
時間:1900-2100
地點:中環三聯創book cafe
網上留位:www.jointpublishing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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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大學時看了不好的例子(忘了是誰),只覺評論自己喜歡的作者真難;向老師納悶道,如何可以寫得好?老師叫我去看董啟章寫卡爾維諾、邁克寫張愛玲。難的事情終歸是難的,給梁文道寫了序又寫所謂評論,都是連人帶書當散文寫,噢我們中國文學傳統中定義寬鬆的散文啊。評論喜歡的作者,當然不該寫得比該作者本身還好——但也要說出一些該作者自己沒說的話,若能看到一些該作者自己看不到的東西,便粉絲讀者評論錯亂身份責任之超額完成。)




深沉.平等.草莽


我第一次記得梁文道的名字,是九八年我在大學搗弄學生報,翻出一堆文獻,是一九九七年《國殤之柱》事件的紀錄文集。當年高志活(Jens Galschiot)將一件藝術品「pillar of shame」送給了香港,那柱子是由無數面容傷痛扭曲的魂靈糾結而成,沉重、憂傷、憤怒,勾起傷心人懷抱,大家將之命名為「國殤之柱」,而官府權貴當然要阻止這樣一條讓人不愉快的藝術品留在香港。在一九九七年的六月,就有一場百餘巿民把國殤之柱「護送」進港大的小型「遊擊戰」。過後香港報章上還出現了傳媒工作者與護送的活躍份子(activist)的筆戰。而筆戰的肇始,是梁文道的〈這晚港大有一場戰爭——一種成為記憶的失憶〉。那是一篇精彩的文章,把那晚的一場小型戰役描述得神秘刺激、叫我對社會行動產生莫名的嚮往;文中關於記憶的主題警句我也背下來了:「失憶並不痛苦,痛苦的是知道自己失憶。」惟是文章開首一段寓理性於抒情的鳳頭美文,我卻一直無法背下來,只記得讀時心裡驚動,望出窗外明明陽光燦爛,卻整個被那段關於記憶的陰闇氛圍籠罩了,時代與個人的影子重重疊疊如花陰架下,我記住了梁文道這個名字。

梁文道自豪地稱自己是可以不需要熱身就進入狀態的人,有段時間他的文字多產到我們只能把他想像成一個工廠(像有些學者相信「亞里士多德」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出版社,才能涉獵如此廣闊的學術範疇)。這種文字工廠當然存在某些固定格式,才能保證時間與質量的平衡。這幾年他終於把文章結集出版(相信不到他所寫過的三份之一),讀者可以從中歸納出他的製作格式,比如:把背景清晰歸納,得出自己推論的脈絡和讀者理解的基礎;提供知識框架、概念,顯示學術根抵;邏輯清晰而不離於大多數人相信的基礎,這是時評的重要標準;加上一個有趣幽默或者情感深沉的故事,每篇都有警句,警句有時接近哲理,有時則不妨粗鄙。

然而你看我這四點歸納如此枯燥,便知梁文道的筆力關鍵,並非在於格套。像大學裡最基礎的課該由學養最深的老師來教,把深刻的東西說得清明如水,才是最考功底。就算阿爾杜塞批評文學藝術只是關心品味、教人消費、沒有核心原則的學科,我也還是要赥赥然宣稱:對某些人而言品味是生死攸關的問題,至少它是關於一個人是怎樣的人的問題。梁文道的品味底子深厚,難得是從不賣弄,也不加入那些崖岸自高的行列。《常識》序中說要「面對公眾」,這其實何止於「寫得淺白」?《噪音太多》裡談古典音樂、純粹音樂,不但把這些高雅小眾前衛的東西變得可以理解,重要的是那裡面存在著一種深切的平等精神,像福柯說「我願意我的書成為像手術刀、燃燒瓶或地下坑道一類的東西,我但願它們在被用過之後就像爆竹一樣燃為灰燼。」這種弔詭的自我期許,不存在於中國傳統「在朝在野」的兩端;但五四的知識份子們,尤其魯迅,卻是用這種態度去創造歷史的。

只有一天工作疲累後喝兩口酒,梁文道會顯示他的品味,向我說,比起艾可(Eco)那種調笑得有點無聊的幽默,他更喜歡伊格爾頓(Eagleton)那種冷淡尖刻的幽默:「嘲笑碧咸的自傳單薄得接近後期貝克特的荒謬風格,這才夠勁。」他有時與人筆戰,是因為覺得對方「讀書沒讀通」。一個人的整個歷史,其別名是品味/修養/內涵。冰山露在海面那一個小小尖頂,看來並不龐然可怖;乃是因為海的掩護。有幾次他在袋裡拿出外國詩人的英語詩集——我因為沒看過,都不好意思搭訕——大概警句的力度就是從詩集裡來的吧。而要看過多少好小說和好電影,才能輕輕幾筆把切.格瓦拉的傳記電影及觀眾的故事都寫得那麼令人動容?

梁文道的故事講得那麼好,大概他也是個大說謊家(否則《我執》裡的誠實不會這麼有重量)。然而在我看來,每次面對現實要作原則抉擇時,他所做的也還是光明磊落的。他拖稿時也許胡吹一氣,但就算那是彌天大謊,也不是大事。於是我又懂得,也許一個真正懂得說謊的人,厲害處不是讓你沒法拆穿他的謊言,而是讓你覺得就算他說謊也沒所謂。怎麼能說謊也無所謂?就是在重要關頭始終不偏離原則。

梁文道在內地出的第一本書是《常識》,可看到他的底子是後結構主義的思想,挪用巿井例子去把「公共知識份子」的理想包裝成「實際」,看在我這種不願放棄自己話語風格的小丫頭眼裡,只覺得真是謙退,就像人們說的什麼神光內斂。的確有時我們看內地一些所謂學術或者文化書籍,總是動不動本質來心靈去的,這些字眼的用法粗疏得近乎庸俗了。而後結構主義把背景和話語脈絡、實際權力操作勾出從而分解中心的分析眼光,也許對於內地讀者還是有所啟示的。

深刻並不是口口聲聲天天嚷著的,而是一種思想的自然流露。《常識》戮力介入現實時事,《噪音太多》讓文化哲思與生活接壤,再加上《我執》的內心情感深淵作為人格拼圖的,整個梁文道圓滿浮現,足夠成為崇拜的對像。《我執》裡切切的自我拷問,梁文道一旦卸下他人的要求、略為放鬆,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就會從他手下流出來。《我執》的部分文章來自梁文道和香港詩人陳智德合寫的一個專欄「短歌行」,二人平分秋色寫得一樣好,但我自己直覺「短歌行」所指涉的曹操(「對酒當歌,人生幾何」),實是梁文道的寫照。三曹父子中,當以曹操的詩最為深沉;所謂深沉,是他常常言及一些無法排解的憂思,〈短歌行〉、〈龜雖壽〉等作品都流露出曹操在宏偉開闊、歡樂飲宴時突然有莫名的憂思襲來,他不及理清那是什麼,最後總以功業宏圖排解。這豈非梁文道這穿梭華文世界的媒體人、公共知識份子的寫照?

在給選美比賽做評判之後,梁文道曾一度沮喪得寫了一篇叫〈一個知識份子的墮落〉的文章,懺悔自己背叛了以前的理想(他年輕時曾搞過示威來抗議選美活動)。不料獅子一示弱,就有烏鴉來啄食:一些有深度的香港讀者反而冷嘲他假懺悔。他並不示弱,但那以後,隨著工作轉變,他進一步放棄了矜持的「知識份子」態度,更多談「常識」,甚至在厚厚的書評結集裡自稱不過是個正常讀者(見港版《讀者》序)。他所謂的正常,乃是對於不懂得的東西心存焦慮,總是想弄明白那是什麼,多學一門學問,始終敬畏深奧,要緊跟著「眾所週知,解構主義的初次登場正好是在結構主義的高潮時期」、「有名的韋伯論題到底能不能適用於東亞的情況呢?」的高瞻遠矚,不停提升自己。在愈益平庸化的世界裡,要放棄知識份子的高潔身份是種悲哀;但站到較低的位置去動員大眾靠向正常(就是認識但不能縱容自己的無知),又是多麼逼切的任務——哪怕在這過程中,他弔詭地成了愈益平庸化的世界裡的知識明星。

其實梁文道最「猛」的日子我並沒趕上。那是香港文化界活力生猛的九十年代,那時他還是中學生,便已經開始在報章上發表文章,並且是動物兇猛,到處與人筆戰。梁文道如何敘述流麗、抒情深沉、說理尖銳、開罵狠毒,大家今日都見到;那時他的筆力只怕比今日大家所見更厲害,不少文化耆老都被他燒得吹鬍子瞪眼睛。後來再在書上認識他,是香港作家董啟章及文學研究者黃念欣合著的《講話文章II》裡,他和另一文化人湯禎兆的訪談。裡面談到梁文道在大學時期馳名的怪行,包括用棉被捲著自己從山頂滾下去、讀書時去當賣魚蛋小吃的非法流動小販——受訪時他正在寫碩士論文,號稱「大埔福柯」,照片上通常在沉思,抽煙時則有點風流自得的神態,口稱「我不介意講一點粗話,正如我不介意談一點海德格爾。」這就對了,一個人書讀得愈多,就愈要保養自己身上的草根氣息、草莽豪情。我最喜歡看梁文道的粗俗,比如寫張心澂的《偽書通考》,最後要扯到《神雕俠侶》的偽續書,大談小龍女被尹志平蒙眼姦污的「又羞又喜」:「我們一群血氣方剛的男生看了真是心癢難搔,很不過癮,那羞是如何羞?喜又喜到哪個點上呢?」在一股儒雅之氣裡,看到他小時與黑幫幹架的底氣,倍感真實。我想起賈樟柯也很自豪於年輕時幾乎當了「大混混」的輕狂歲月——或者現在真能立穩主流而又能守住小眾價值的頭領,都要有當混混的過去作支撐。

我運氣好,梁公對我一直不錯,約稿必來不管稿酬、遇事請他九成出席、甚至在我潦倒的日子給我介紹工作(有時自己掏錢給我出工錢,從不剝削)。只有在我作粉絲狀向他揮手時,他才破口罵我「你白痴啊?快點去死。」零六年我跟他學做電台節目,離開時他說「抽根煙吧」,然後站在路邊淡淡向我說了幾句話,都是教我如何不要被一個媒體既有的習慣和風格規限。其實他自己縱橫各界,最能掌握每個範疇、圈子裡的規則,但面對年青人時,卻不談那些俗事——因為不值得。一個過度成熟的規條化社會,會有許多人跑出來教年青人要懂得遊戲規則,殊不知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只教年青人去守規則的話,就會從最青翠處割斷了社會向前演化的根苗。遊戲當然有著規則,但那往往是在公共層面不值一提的。

如今只有讀書讀得最認真的人,和最追求進步的人,才能始終跟隨五四所高舉的青年精神:不畏尖銳的批判,把價值信仰和個人生活統一起來。梁文道以筆戰成名,後來亦鼓勵我筆戰要盡情——他對權威往往不留情面,但一直對有鋒芒的年青人抱有好感、諸多提攜。此亦一種親近人世的先鋒派態度:維護銳利、尖新的弱勢,容忍不成熟,而批判、嘲笑地位穩固的權威,挑戰習以為常之物。有時見梁文道會覺得他累而憔悴,但如果與他討論問題,他的原則還是如我給他做〈動物兇猛——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〉一文時,貫徹如一 。世間多少人因為金錢權力或僅僅是因緣際會,而喪失了年輕時的理想和原則;如此想來,我只覺所有淘沙礫金之後能不偏離原則的,都是虎口餘生——然而梁文道笑嘻嘻的打個哈哈,看來那麼舉重若輕,我就記起他二十歲出頭時寫自己的病歷就已滄桑老成卻又不失力量。或者,因為他早已比所有人都老,於是可以一直年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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