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/27/2012

通俗在亂世中重生



香港本是華文界通俗文學的大熱鬥場,梁羽生金庸倪匡無數響噹噹名字,由通俗入經典,都是香港產出。惟九十年代之後,通俗文學好像只剩愛情小說獨撐大旗(這與流行歌詞的發展趨勢一致),又或者成名作者的報章專欄結集成書。近月發現巿場上多了新的通俗文學作品,這轉變值得留意。

通俗文學不像嚴肅文學或藝術作品那樣一夫當關,如果沒有一定的生產量、生產者和消費者,只代表產業巿場的新陳代謝緩慢、可能存在壟斷。就其生產面向來看,通俗文學需要土壤,例如發表場地,而香港一度是全球擁有最多報紙的城巿,通俗文學大盛,不是沒有原因的。而九十年代中後,報章版面萎縮,連載小說幾乎是不可能。

傳統文字發表由實體轉向網上,但香港的網絡書寫文化,其實發展得比其它地方慢——有研究互聯網商業的朋友告訴我,香港的網絡型態可說是全球獨有。而現時這一波的通俗文學湧現,又明顯與網絡有關——其實幾乎是特指高登。是高登崛起,香港才有了比較獨特而有規模的網絡文化。

網絡語言與匿名魅力

網絡成為發表地、練筆場,受追捧者也彷彿較有出版保證,網絡的民意有時就代表巿場。近來湧現的以筆名發表、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的作者,銷情都甚不錯,香港算是開始有了網絡小說。《那夜凌晨,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(下稱《那》,作者PIZZA)是在高登上連載的懸疑小說,開始時曾每post日一章,緊密貼文建立了龐大的追看群,在fb的專頁亦有facebook有4萬人讚好。《那》作為網絡連載的懸疑小說,並且矢言「走甜」(無色情內容);而網民的集中力有限,也不是很容易在腦中構築意象的文學讀者。《那》語言清淺,篇幅短小,節奏輕快,文章細節不算多,但每個段落都有一點一擊即中,煽動感官,讓人寒毛直豎留下深刻印象。雖然是通俗小說,但基本的表意能力其實要求頗高。

另一個傳奇作者是向西村上春樹(下稱向西),與《那》矢言走甜,但向西村上春樹則主打寫「甜古」(高登語,即色情小說),其筆名便是由北上尋歡重地「向西村」及文藝icon村上春樹合併而來。將文藝與「見不得人」的召妓連結起令人發噱,但中國自古文人就是狎妓宿娼,才子李益未考上時就住霍小玉家,詞人柳永死了還是妓女湊錢去葬的。因而某些老派人可能會覺得向西實是雅在骨子裡。向西筆調並不大男人,反而喜歡「示弱」,向西的第一本著作《一路向西》(下稱《一》),其實色情成分甚少,多是失敗、炸糊、沮喪的經驗,所以筆者作為女性,在地鐵裡看《一》亦是毫不臉紅。

無論是《那》還是向西,書中多有網絡用語如小學雞、「hihi」;粗話尤其橫飛,以有淋漓之致。其實內文可能不甚激進堪稱「少甜」,但語言卻有奔放自由之感,如此體現並召喚了網絡社群的認同,令網民大呼過癮。另一點有趣的是,懸疑小說如《那》,又或曾在信報上連載的喬靖夫災難小說《香港關機》,主人公在遭遇巨大變故之後,第一反應都是:先睡一覺。看明天醒來一切會否恢復正常。可能不少讀者看到都會心微笑:這是典型的宅男反應。成天泡在網上的宅男,已經成為新一代通俗文學之設定讀者,甚至是主角。

扣緊本土氛圍及議題

但令人驚喜的是向西還一直有新的開發。新作《雜文.西》,多個系列如「我在starbucks射了出來」、「xxx食女其實唔難」,增加了兩個新的元素:一是調侃諷刺中產階級的高級想像,以色情戳破虛偽,真正體現了通俗文學的反叛性格。二是將時事諷喻和情色故事結合,「henry的地牢」諷刺唐英年的地牢事件,最新在網上發表的「西環那班痴漢」諷刺西環強推洗腦教育,貼緊社會脈博,替平民狠狠嘲笑本來束手無力的時事,「西環那班痴漢」更令按讚人數暴升數倍至逾15000。向西雖然喜歡寫弱男,但筆力和以甜古載道的野心,可稱鶴立雞群。

這一波通俗小說的冒現,與本土意識的冒升環環相扣。《那》的序言中,作者pizza提出很簡單而合理的願望:他想寫以真實依循香港景物為背景的小說,是以小巴駛出獅子山隧道、駛上大帽山等等環節,寫得格外細緻。這和杜琪峰等堅持拍香港舊街窄巷的電影,其實出於同一情懷,無疑感動了不少讀者。林寶的《戰問太平》,雖然沒有直接指涉香港,但整個小說風格,卻是港式陽剛薄裝漫畫的文字再生花。

另一本喬靖夫的《香港關機》(下稱《香》)則如一齣災難電影,講述香港被封鎖,陷於無政府狀態,互相攻擊撕殺的狀況。喬靖夫構想比較細緻宏大,設定在符合類型之餘亦有新意(如男主角是一個泰裔少年移民),亦較有訊息內涵:《香》中說,以仇恨與猜疑為核心的運動必招滅亡,其實也足以讓某些走火入魔的政治團體借鑑。只是載道不見得是通俗小說成功的充分條件,陳電鋸獲獎的推理小說《大豐收》,以地產集團在舊區收樓的陰謀為題材,良心成分高,但行文及構思偏向傳統,反而沒有引起很大注意。

「災難」、香港都巿變為無人之野,亦同時出現在《香》及《那》中。無疑是政府近年的無能龜縮與不聞不問,引發了這集體想像。不過這在2012年又有變化,巿民自發海灘執膠粒、反洗腦政總集會,都成為了在某種「無政府」狀態下極度良善的公民道德體現,是本土意識的里程碑。這種奇景,不知會否又成為通俗小說的題材。

無論如何,在社會不滿日益高漲的時代,筆者樂見諸通俗小說作者,在各自的社群與題材中摸索壯大,共同體現香港通俗小說一直以來的反叛性:反虛偽、反權威,高舉庶民價值,構築我城的共同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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