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/24/2015

貼舊文,賀2015吐露詩社《郊遊》出版

語焉不詳
——序吐露詩集《續借》(2008年)



吐露詩社的同學又要出詩集了,忝為前社長,奉獻一篇序是份內之責(那些沒寫序的社長,合該奉獻評論),俗務纏身以致拖延出版,也慚愧得不知說什麼好。序作為文類本來就混淆凌亂,回憶錄也好工作經驗總結也好作為文學史研究史料的野史也好,不論何者我都怕文章太長,又語焉不詳。

我總是因為書名而亂買書。看著架上那本《飛揚跋扈為誰雄——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》,心想,就算我回到學院做研究,也不見得一定要買這書——可我為什麼還要買下?狂歌痛飲空渡日,飛揚跋扈為誰雄。杜甫這首〈贈李白〉,我離開中大時明明已經不再喜歡了。

我幹吐露詩社的時候,當時文學界裡有著一股詩社的小小風潮(抱歉掛一漏萬):呼吸詩社尚有餘風,我們詩社也未遙遠,零點詩社自社員的中學時代起已累積了穩固脈絡,從「詩的挪亞方舟」發展出來的大學詩社(浸大)也活躍地搞朗誦會和出版,教院的薪傳文社也冒出閃亮的名字,還有詩作坊的學員自組星期六詩社。據說當時的吐露詩社是其中比較特立獨行的,或可稱是社員飛揚、我獨擔跋扈的惡名。讀巴赫金的傳記,「涅韋耳小組」、「巴赫金小組」裡的社員個個性格鮮明出類拔萃,兼且在俄國知識份子高人一等的傳統之下養成使命感和貴族氣派,怪異,篤定,並且共處,像傳奇,某魔幻的世界。香港的自然是另一故事,要強行把俄國的想像模式搬到香港,似乎不太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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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詩社有正事,比如詩聚、詩集、詩歌朗誦會,我那年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,出版了免費派發的詩集《吃掉一個又一個水果》(下稱《吃》),作者群包括詩社成員、杜家祁小姐新詩班上的同學、亦邀中文系的各級同學中有詩名者。詩集編輯有突出概念,每個作者附個人化的簡介(不少人覺得好看程度不下於詩),這些方式後來在其它出版上亦有延續。《吃》出版後,引來一些好評,說沒想到大學生作品可以有這個水平;其後便有《除草》為續。詩集的一些作者至今已頗有知名度(最知名的當是王貽興),這對後來的詩社參與者也許有鼓勵作用。少作的意義如魚飲水,我只是一直寄望這些作者在世界某處繼續支援文學。

看這本新的吐露詩集,覺得作品令人滿意,而選得也很優秀,編排節奏合理而具美感。樊善標先生已做了精準閱評,我就偷懶只說大概。我讀著這些詩時,心裡有喜愛和認同,那些在日常生活裡提取瞬間的尋找靈感的方式,對人事環境的敏感反映,描述與表達的欲望,構築意象和剪裁節奏的方式,我都感到親切如同自己的人生。我喜歡這些詩是清新的,清新不止是「年輕」的關聯詞;我尤欲提出的是,這些詩追求著不落俗套的情感,與商業化的感性和審美保持距離,也沒有跌入陳腔濫調的「浪漫」;更為重要的是,我在裡面感受到作者們對形式和語言的敏感,這是一種處於求學時代的知性——詩集的作者們發現弔詭、發現反面,並有嘗試以後設語言表達情感的反思能力。這種含有知性色彩的反思非常重要,它經常被主流社會嘲為象牙塔或不切實際,其實知性的反思及較後設的語言,就是主流商品化社會最嚴重的匱乏之一。

不記得哪位名詩人說過,寫下去,寫下去就是勝利。的確,迄今為止,作家維持其身份以至生命(不是生存)的方式就是持續創作,這以乎仍是作家社群的共識。少年時,老師們不吝於謬讚於我,都不過是希望我進入創作之路。作品的生命比人長久,悠悠的未來裡作者可以覓得超越其想像的知音讀者,爾後作品得到肯定和活化的詮釋,此即勝利。(是以從事文字論述者特別容易明白何謂「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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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總是想,那些由始至終沒沒無聞、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無法長期維持創作、以至根本沒想到要名留青史的人們呢?他們的能力在哪裡,是否只足以構成無名的大眾?(岔遠一點問,文學為誰?為個人遙遠莫測的知音,還是為周圍面目難辨的無名大眾?二者如何可以辯證地結合?)

我是個常常失敗的人,所以經常在想失敗者如何自處。浮誇一點講,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途中。受到影像文化的衝擊,文字本身的邊緣化看來無可挽回。文學昔日的強大社會功能已經近乎消失,即使作為整個人類的優秀文明積累,文學本身已不再是自明的,甚或難以自立,它需要被解說、推介,而處處都是淺化和流失。它在世人眼中的面貌勢必被大幅修改。互聯網作為一種顛覆性的巨大群體力量(不吝就是無名大眾),是隨時可以參與並且須注視其發展的。在這種關頭,許多位置正在產生:如捍衛、重新推廣、把已累積的文學資源與當代社會的其它關節聯結起來,屬於防御性的工作(我就主要在幹這些);進攻性一點的,是不斷躍入新媒體,緊抱無名者的角色參與對權威的顛覆行為,推動文學觀念和角色的變革。簡單來說,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創作之外,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。而且我願意聲稱,後者更為重要。在這個意義上,詩社除了是創作的支援性組織(讓創作者可以互相砥礪、不那麼寂寞)之外,還是一個多樣的練習場,讓我們習得與文學有關的各種勞動形式。

五四「新青年」社團及其雜誌一直象徵著理想和革命,而《飛揚跋扈為誰雄》其中一個研究關鍵,竟是指出陳獨秀在蔡元培的幫助(包括偽造履歷)下掌北大文科學長,是「新青年」存活的關鍵,新青年是靠有建制的能力(與資源),才能推出一場革命性的文化運動。與個人的創作活動相比,這顯得多麼髒。吐露詩社也包含著人事活動,不過我想來想去,還是無足談論;在我參與的吐露詩社裡發生的,只是一些推動文學的活動,其「髒」只是打掃庭院濺起的小小灰塵,瑣碎而花心思,與「新青年」涉及立場分歧、與其它社團之間的攻訐鬥爭,實在相差好幾個層次。我見過近幾年的吐露詩社成員,都比我們那時更乾淨更純潔更平和。可是,我又不禁想,以香港習有的思維,愈限於個人、不涉集體與大眾的事,就愈乾淨;如果我假想「髒」的程度與社團發揮的力量成正比,會不會顯得利慾薰心不顧一切、或黑社會電影看太多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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幹詩社本是偶然決定。大學裡有所謂頹莊,即佔著組織不做事,光騙宿分並填充履歷。1999年我從學生報卸任,幾個喜歡寫作的同學不知談了什麼,說要攻佔一個頹莊去搞文學,而到中大文社時發現已有兩個閣砍莊,宿分人人要爭,針插不下。而吐露詩社則虛腹以待,我們便蝗蟲一樣進駐。

吐露詩社據聞起源於1994年在逸夫書院舉行的「吐露燈」朗誦會,主體似乎以教職員為主,結集的《吐露燈》在大學圖書館可以找到。我記得當時讀後感覺龍蛇混雜;尤記得裡面逸夫書院學生事務處助理(現時大概已升官)左冠輝先生有詩,將學生在窗外的抗議比喻為蠅鳴,而詩中主體漠然上下班又一天。詩在藝術效果上並不落後於人,而我們學生報於98年恰與左先生交過手,看書時可謂百般滋味。大約沒人會料到有人竟在十年後重提舊事,不知算不算「時間站在我們這邊」的一個戲謔小例。

之前搞吐露的學長裡大概也有愛詩的人,只是詩的聲音總是易被隱沒。我們這群蝗蟲也不算太勤快,沒有搞太多例外的活動,只是每個環節都花多一點心思。宣傳規模不大,但宣傳品要漂亮;宣傳主體應為詩,故在藝墟單張上印發同學或相熟教授的詩,排版不可俗套;攤位設置簡單,開設晚於旁人,問津者不多,但用窗簾布和木衣架把印得精緻的詩掛起晾曬,起碼自我感覺良好。供班上傳閱報名的表格也經設計,封面是一張鮮明焦慮的西洋蠟筆畫,及樊善標先生的〈[ ]〉,表格上一段語焉不詳的招募語,署名吐露詩社的A君。就是自以為有型,相信物以類聚,後來還進一步推論成怪人始終有市場。吐露詩社搞書展,成果圓滿,不賣精品和流行書,但賺到一年營運經費的數倍,我將有關經驗寫成〈每一個咿咿哦哦的顧客,都可能是一個劈嚦啪勒的搞手〉,載於《中大四十年》(可於網上查找),這裡不贅。

由於《吃》風評不錯,後有朗誦會「荒漠的瓜和田野的蛙」,司儀是王貽興和我。中大路途遙遠,邀得著名詩人飲江、黃燦然、葉輝、陳智德、廖偉棠等和同輩詩友進來,都是多得師長前輩時常帶我們出去見識交遊之故;而詩社活動一直自發且以同學為主體,我想是這種主動性讓歷年詩社成員得以自立成長,離開大學繼續搞文學活動,把朗誦會開到書店、街頭和皇后碼頭。說到底我最重視的還是詩聚:十來個人的蚊型組織,也擬定一年12個月有主題的詩聚計劃,分由不同同學準備一定數量的閱讀材料,這在一次秋螢詩刊辦的詩社討論會上,被讚認真和有系統。即使不是次次詩聚都冠蓋滿京華,但由同學尋找閱讀材料、主持詩聚,是非常重要的修行,至少在擴展個人閱讀層面就非常有益;而能夠討論文學、習慣討論文學、主持一個討論文學的場合,這其中的價值就超越了創作,至於評論以至公民的層次了。

我一直認為文學對於當代社會的公民仍然很重要:儘管文學已大概未必能在直接的感官層面產生作用,但正是在任何效果之產生都受到大量中介的今日,文學可以大幅度地介入、分析、扭轉中介作用產生的過程。比如我經常耽心著不同範疇的語言和價值如何可以互通,我仍然期待文學學習者對語言的敏感可以產生縫合或潤滑作用。又如我在別處寫過那樣,因為我們看到,愈來愈多平板虛偽、似是而非、自我重複的話語滲入無數人的生命,同時香港社會的隔膜與割裂愈來愈大,各種無形宰制日趨精微而無所不在。而文學,正是追求反叛與省察、創意與對話的複雜的溝通過程。我們的社會需要文學的介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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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飛揚跋扈為誰雄》屬於「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史」出版系列,陳思和在出版總序中說,必須分辨「社團」和「流派」,前者研究的是社團的興衰聚散,重點在人事;後者則研究的是創作風格的流變,重點在創作。陳思和倡議要研究社團的形成,各個成員之間的相處關係,社團與社團之間如何展開衝突,並以人物的行狀、言論、個性作為描述對象,「把研究的關注點集中到現代文學最原初的起點:個人的文學活動。」這裡的目的似乎是,背倚「人本關懷」的基本價值,將「新青年」成員從森嚴的意識型態陣營裡鬆綁釋放。相比於研究,這篇序連作為史料都嫌語焉不詳——我必須誠實地說,要將當時詩社成員的個人行狀、言論、個性,及關係披露分析,我還未能夠承受,只得語焉不詳。就讓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做(設若真有一日吐露詩社被發現為值得研究),讓時間站到他們那一邊吧。這篇文章結果是給當下的實用性手冊及吶喊助威,它將隨時日消融磨蝕。因為作者本人,對於自己融為無面目的無名大眾、往街裡繞過一週便化烏有,最感恰當。

我不肯定這篇文章能夠對吐露詩社的同學產生什麼幫助,我只是近乎本能地奉獻我的經歷、思考與寫作。樊善標老師的序言自當語調溫婉閱讀細膩,我這篇則焦躁得乎無情(真不知他是怎麼把我教出來的),無論如何,能夠在鄰近的版面刊登文章,夠我彈跳半日竊喜終生。奉獻與竊喜,兩者並不矛盾,這就是詩的弔詭與包容。

3/08/2015

傘下書情



(此文寫於二月,當時雨傘書在書店尚未如此困難,廖偉棠《傘托邦》也尚未出版。如今手上再多《傘裡傘外》、《傘托邦》、《佔中,我識條鐵》三書,或者以較長篇幅來作評介。)

上了專賣人文社運文化書籍的序言書室,店長之一的TIMMY笑說終於嚐到暢銷書的滋味,除了梁特首開口批判的《香港民族論》一紙風行外,一眾以傘為題的書籍也都賣得好好,新書《被時代選中的我們》更一日銷五十本,讓本來堅守邊緣的他們看到了巿場的能量勢力。

其實一場壯闊的運動,自然產生許多相關的書籍——參與者就是受眾(其實反對者一般也會買些來看),巿民就是巿場。所以在自由的巿場裡,社會運動、政治議題本應是出版的重點之一。然而香港的言論自由在收窄中,受壓的反激造成了不尋常的現象。能讓受眾特定的文化小書店都見到熱銷之路,是因為巿民也一早懷疑這些書籍會受政治打壓,因而都想在特定門路買到,以作收藏。

各種雨傘書中,「有種文化」出版的《每一把傘》(李鴻彦編,馬丁攝影)出得最早,訪問結合攝影集,紀錄雨傘運動中各個走出來的個人之理由及面貌,裝禎在急就章而言也算出色。裡面當然有名人如何韻詩黃耀明,也有普通巿民如金鐘煲糖水的婆婆,中學生、貨車司機、金融人、設計師、劇場人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本書強調「觀點」的互換,比如馬丁拍到前線示威者與警察短兵相接的一刻,「最接近示威者眼中的景象」及「最接近警察眼中的景象」,都有照片記載。書中亦有警察訪問,表示「催淚彈是最低武力」,及外國CNN記者說「警察已經相當克制」。當然這和絕大部分走出來的巿民意見相反。

照片是紀錄,《UMBRELLA SKETCH》的作者FONG SO則以速寫作紀錄,街道上、路障前、佔領區內處處即景,人們的身影以炭枝濃重的筆調繪畫,有時加上色彩。早期的色彩添加之處游移不定,有時是人們的身影,有時是旁邊的樹,有時是警察的制服……後期則多集中在示威物品上,連儂牆、橫額、直幡、標語、七彩的傘。也許代表了畫家逐漸清楚自己的目標

區家麟的《傘聚》是他在運動中每日的筆耕結集,目前已賣到第三版。文章大都在網上看過,但還是覺得有很強大的衝動要買,因為此書以清醒的常識眼光,解答了許多運動中的重要問題。區家麟以他的新聞專業眼光,很好地把握了運動的前因後果,及理性地處理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如無組織、拆大台、抗謠言、新獅子山精神等。一些文章如〈20個政改的問號與感嘆號〉、〈一分鐘讀懂白皮書〉等等,在政治運動中簡直有如工具書般實用,可以抗辯反擊。是故周保松教授在序中稱區家麟是個「公共知識份子」。

白卷出版、李由之編的《被時代選中的我們》,行銷做得最好,包括有彭定康、葉德嫻、張鐵志的推薦;利用網路行銷,在立場新聞上分享篇章,開售日點明銷售點。編輯上,此書最著重「青年」的焦點,包括起用社運青年寫手(作者簡介非常有性格),以青年的趣味去尋找被訪者,也無傳統的左右分隔眼光。青年力量是雨傘運動的最大動力,此書開售當天已出現斷巿狀況。

比較老派的作者如江瓊珠,亦有出版《黃絲帶與傘,及小雞蛋》(進一步出版),薄薄小書,一篇到底。此書寫法是以人物為紐帶,穿越雨傘運動。許多人物是由昔日社會反世貿、天星皇后等運動一路走來,但在這場運動中未必如以往突出,是以本書有一種歷史性的邊緣視角,非常個人。此書銷情上不如上述各書,但江總的文筆自然優於青年寫手,讀起來抒情流麗,是耐讀之作。

雨傘書的寫作與暢銷,都有一種抗命的色彩。未來應該還有廖偉棠的詩攝影集《傘托邦》,或者還有別的藝術評論或結集。自由總是令當權者煩惱的。

(經濟日報副刊「閱讀新勢」)